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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類,一場輸不起的世界大戰

要是垃圾分類推不下去,中國會繼續被發達國家收割“垃圾紅利”。

|本文由華商韜略原創
|首發于微信公眾號:華商韜略(id:hstl8888)

不謀萬世者,不足謀一時;不謀全局者,不足謀一域。

要是垃圾分類推不下去,中國會繼續被發達國家收割“垃圾紅利”。

1

1970年代,東京“垃圾圍城”。70%的垃圾,被直接堆在東部的江東區。數百年來,這里一直就是“江戶垃圾桶”。

惡臭盈天、污水遍地,江東人苦垃圾久矣!而且,也一直在反對將江東區變成東京的垃圾場。1964年,東京都政府在江東籌建第15號填埋場時,引發強烈抵制;1965年夏天,江東更爆發“蠅災”,蒼蠅多得爬衣服、鉆鼻孔。都政府不得不火燒垃圾山,才搞定這場生態災難。

但垃圾還得有地方堆和埋。為緩解江東的壓力,都政府決定,到江東之外的其他區興建垃圾焚燒廠,并且向江東承諾:1970年之后,不再往江東運垃圾。

但這個承諾兌現太難。

重點難在其他各區都不歡迎在自己的地盤興建焚燒廠,其中最難啃的釘子就是西部的杉并區。因為事先沒跟居民商量,也沒公布選址理由(土地有一半還是私有的),杉并區強烈抵制了政府的計劃,其他區的進展,也并不順利。

于是,大量的垃圾還是往江東運。1971年,日均5000輛垃圾車開進江東,讓江東父老的希望徹底破滅了。9月27日,他們走上街頭攔阻垃圾車,并向東京其他22個區發表公開信:誰不同意在區內建垃圾處理廠,就不讓這個區的垃圾車進入。

“東京垃圾戰爭”正式爆發。

但接下來,各區卻陷入曠日持久的扯皮。1972年12月,都政府計劃設立8個臨時垃圾收集所,又包括了杉并區。這次,杉并人直接和都政府打起來了。

這種硬扛的態度,令江東區出離憤怒,并第二次禁止杉并垃圾進入。結果,杉并區垃圾遍地,惡臭盈天,杉并人也飽嘗了江東人的苦楚。即便如此,杉并區還是不肯屈服。

1973年,江東區第三次抵制杉并時,終于撂下狠話:再不解決問題,就讓全東京給杉并區“陪葬”。

這讓東京都政府無路可退,杉并區也接到了最后通牒:如果再不同意,都政府將強征土地,開建垃圾焚燒廠。

1974年,在東京地方法院調解下,“垃圾戰爭”終于和解,并確立了“各區垃圾自己處理”的總原則。

這個原則,非常重要。

今天,東京23個區建有21座垃圾焚燒廠,不僅澀谷這樣的繁華市區里有,中央區的焚燒廠離日本皇宮更是只有3。5公里。沒有焚燒廠的區,只能花錢交給別的區處理,矛盾也因此化解。

但“垃圾戰爭”遺留了一個巨大隱患:當時,垃圾都沒有經過細致分類,而是直接拖進了焚燒爐里。

2

1999年2月,朝日電視臺報道了埼玉縣菠菜中二噁英嚴重超標事件,引發日本恐慌。超市對埼玉蔬菜全面拒收,跟今天福島的待遇一樣。

二噁英,一級致癌物,毒性比砒 霜大10000倍,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遺傳毒性。垃圾混燒,正是二噁英來源的罪魁禍首。而垃圾分類后,如果只投放可燃垃圾,并對焚燒爐進行改造,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。

但這個污染機理,日本人也是90年代才徹底搞清楚。

八 九十年代,日本大力發展垃圾焚燒,6000座焚燒廠冠絕全球。日本空氣與土壤中的二噁英含量,也飆升到其他工業國家的10倍。

面對“埼玉蔬菜事件”,農林水產大臣要求徹查,時任首相小淵惠三親自過問。但查來查去,卻引發了埼玉農民的憤怒。他們指責朝日電視臺和民間檢測公司造謠生事。最后,電視臺和檢測公司還向蔬菜商賠了1000萬日元了事。

這件事,究竟是空氣污染還是土壤污染,早就說不清了。

但日本政府知道,必須做出強力改變。

1999年3月,小淵惠三召開內閣會議,要求用4年時間,將二噁英排放強制減少90%。為實現目標,7月“二噁英法”出臺,2000年1月實施。

要想大幅減少二噁英排放,只有把垃圾分類搞嚴、搞細、搞到底。

因為“垃圾戰爭”后確立的“各掃門前雪”原則,使得焚燒廠已經分布在城區里和小區邊。斗了那么多年,再想進一步規劃和改變焚燒廠的布局,實際上不可能了。

史上最嚴苛垃圾分類,轟轟烈烈展開。

為貫徹二噁英減排,日本把所有環境法規統統修訂一遍。垃圾分類上,更實施嚴刑峻法。像《廢棄物處理法》規定:個人亂扔垃圾,最高可判5年,罰1000萬日元(60多萬人民幣);企業或法人亂丟垃圾,重罰3億日元(1900多萬人民幣)。

在靜岡縣,一家食品廠只是將過期酸奶倒進下水道。但因為散發惡臭遭到舉報,社長、社員全被逮捕。

老百姓亂丟垃圾就破產了。況且,焚燒廠還在家門口,不好好分類,吸二噁英的只能是自己。

這樣密切的利害關系,使垃圾分類得以貫徹。2003年,日本二噁英排放較1997年大減95.1%。成果立竿見影,也鼓舞了日本朝野堅持分類的信念。

凡見過日本垃圾焚燒廠的中國人,都贊嘆其既“凈”又“靜”。比如大阪舞洲垃圾廠,外形像兒童游樂園,是焚燒廠中的“網紅”。

但實際上,焚燒廠也是被逼的,居民對它們并不放心。

由于“二噁英法”,在日本出現了一個新行業——二噁英檢測分析。高峰時,300多家專業二噁英實驗室掘金藍海,通過日本環境省權威認證的機構就達100多家。任何團體,都能很方便找到一家專業的二噁英分析機構。

于是,垃圾焚燒廠想糊弄老百姓就變得很困難。為取得周邊民眾支持,焚燒廠要不斷公布環境報告,鼓勵居民來參觀、交流,甚至應對專業機構的分析和質詢。

嚴苛的環境法律、深度的民間參與、專業的分析監測、就近的焚燒廠分布、長期的分類教育……這些因素,逼著日本人越分越細,也值得中國人參考借鑒。

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上,日本球迷邊哭邊撿垃圾的場景,為其贏得了“世界上最愛干凈民族”的美譽。

其實,哪有那么多民族天性,都是事到臨頭、利益關切而已。

3

2008年,導演王久良把北京周邊四五百座垃圾填埋場跑了一遍。它們構成北京“七環”的震撼影像,被拍成了紀錄片《垃圾圍城》。

北京為此投資百億,對周邊垃圾場展開治理。

早在2000年,北上廣等8座城市就開始搞分類試點。2012年,北京正式實施的“生活垃圾管理條例”中,已明確要求實施垃圾分類、促進垃圾減量。北京的323個街道,有三分之一已經展開了垃圾分類。

但垃圾堆積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。10多年過去,中國三分之二的城市,還是陷入了“垃圾圍城”里。

上海4天的垃圾量,能堆出一幢420米高的金茂大廈;杭州3年的垃圾,能填滿西湖……但社會公眾對這些,幾乎無感。

垃圾再多,也會堆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地方。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圍城的急迫,就談不上做分類的動力。

但市長們都知道,城市之間的垃圾戰爭,早就硝煙四起。

2016年6、7月間,太湖西山島的蘇州老百姓,發覺有點不對勁。

一艘艘船晝伏夜出,往來于西山島上。天亮后人們發現,這個被譽為“蘇州小九寨”的風景區、距蘇州吳中取水口只有2公里的地方,被人傾倒了12000噸垃圾。

蘇州人憤怒了。他們把沒來得及逃跑的8艘船扣下,一審才知,這些垃圾來自上海。

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。這次,蘇州變成了“江東區”。

上海四處“倒垃圾”,也早就不是第一次。

2013年,一個叫徐國強的男人跟上海楊浦區綠容局達成協議:以每噸48-78元的價格,獲得垃圾處置權。

當時,在上海市區收集、壓縮、轉運垃圾的成本,高達400塊/噸。徐國強的報價,低得不可思議。

他們賺錢的秘訣,就是用低價層層轉包,把垃圾轉運到外地裝卸、傾倒。整條黑色產業鏈上,所有環節都大賺其利。兩年間,通過徐國強轉手傾倒的垃圾就多達4萬噸。

2015年,當他們把1670噸垃圾傾倒在無錫時,無錫市檢察院迅疾反擊,不但把徐國強一干人告上法庭,連上海楊浦區綠容局也一并送上了被告席。

2016年11月,中央環保督察組開始徹查上海垃圾非法傾倒。結果發現,上海的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是2。4萬噸/天,需求卻高達3。34萬噸/天。一些垃圾堆場表面停運,卻未能封場,無滲濾液處理或改造也大大滯后。結果,滲濾液長期超標,直接排進了污水管網或河道里。

當大城市處理能力飽和、處理成本高昂時,小城市,自然成了垃圾處理的“價值洼地”。

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。

于是,類似案件蜂擁而起。深圳的垃圾倒于都、杭州的垃圾倒蕪湖、東莞的垃圾倒肇慶、烏鎮的垃圾倒鳳臺,甚至直接倒進長江……

而中國“固廢法”規定:濫倒污染物,最高處20萬元罰款。

可在東莞,不法分子為獲得“倒垃圾”的“權利”,向環衛局領導行賄的錢都高達70萬。

沒辦法,倒垃圾,太暴利。

2016年7月,當江蘇海門再現上海垃圾時,上海終于下達禁令:垃圾一律不準外運。

垃圾既不能外運傾倒,便只能就地焚燒。要焚燒,就要考慮是混燒,還是分類燒。一幫“焚燒派”專家更認為,垃圾分類不必強求。只要引進發達國家(德、日)的焚燒爐技術,將爐溫保持在850℃以上,二噁英即可分解,排放就能達標。

2017年,一家名為江蘇力維的檢測機構,因違規被注銷停業。其主營業務是二噁英檢測,其市場份額冠絕全國。但江蘇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發現,這是一家給錢就能出達標報告的企業,且“服務”過眾多垃圾焚燒廠家。

中國“達標”的垃圾焚燒廠蠻多的,不知道專家們肯不肯住附近。

眼下,中國還沒有專門的“二噁英法”。但有研究顯示,早在2008年,北上廣空氣中的二噁英濃度就突破了日本標準。有專家呼吁,應盡早將二噁英和PM2.5一起納入空氣監測。

有些事,不說也明白了。上海(包括46座城市)搞強制分類,不就是為大家好嗎?

4

2018年,王石成為深圳“垃圾分類大使”時,談及一則見聞。

一次,他去日本拜會一位地產公司老總時發現,日本人喝完礦泉水,還要把塑料標簽從瓶子上撕下來。他覺得很好奇,這位老總答道:要是塑料標簽不撕,回收的塑料品質不高。

王石由此感慨日本人分類的精細。

但日本回收的塑料瓶,卻大都運到了中國。2015年,日本向中國輸入88萬噸廢塑料,其中包括110億個塑料瓶。

如果你擁有一雙上帝之眼,在俯瞰全球商品大循環時,會發現一幕“中國奇景”。

當中國制造的商品運往全世界,它們運行的軌跡會因目的地差異而大不相同。在落后國家,它們會沉積為死寂的垃圾;在發達國家,它們卻因垃圾分類變成可回收資源,并運回中國。在中國龐大的資源回收體系里,它們會再度成為中國制造的原材料,成為商品后重返世界……

不論是耐克球鞋還是蘋果手機,中國,始終是全球制造與原料輪回的終極核心。

2015年,中國拿下了全球22%的廢鋼、57%的廢塑料、31%的有色金屬廢料、51%的廢紙、28%的電子廢料。全球一半以上“洋垃圾”會運到中國,美國、歐盟、日本等大搞垃圾分類的國家是大賣家。

關于“洋垃圾”,又是一場“羅生門”。

中國環保專家認為,發達國家付臟錢給不法商人,誘惑他們在中國傾倒垃圾。這像極了上海與蘇州關系的“國際版”。

但美國人卻表示,中國商人大肆進口“洋垃圾”,并從中大賺其利。2018年之前,美國每年向中國出口的廢紙、廢塑料,總價達56億美元。如此規模的國際貿易,靠“傾倒陰謀”不可能撐起來。

在廣東汕頭的貴嶼、清遠的石角,或許藏著答案。

這里曾全球最大的電子垃圾集中地。鼎盛時,10多萬人搞拆解,家家戶戶燒垃圾,燒掉塑料皮后,1000噸電子垃圾中能拆解出300噸銅。這一下,就造就了一門產銅10多萬噸、價值數十億的超級生意。

這些垃圾,不過經歷了最粗淺的分類而已。

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銅消費國,一半的銅來自資源回收。貴嶼、清遠冒出青煙的多寡,曾直接影響國際銅價走勢,令環保部門也投鼠忌器。

日本人的塑料瓶,也在中國搖身一變,成了行銷全球的雨衣、手套和“的確良”服飾。

中國的“洋垃圾”商人們,一手把控中國的回收渠道,一手在美國的廢品回收體系中布局。由于沒有中間商賺差價,“洋垃圾”的賺頭超乎想象。

但整個中國,卻陷入一個可笑悖論:一面垃圾圍城,一面進口垃圾。兩者唯一的區別,就是“洋垃圾”經過了垃圾分類。

在德國,中國人以200歐元/噸(1500元人民幣)的價格收購廢塑料。德國即便有處置能力,也愿意每年80萬噸的巨量向中國傾銷。

在東京,2010年的垃圾處理成本已高達5.8萬日元/噸(3600多元人民幣),但因為焚燒廠有賣電、賣熱、賣廢品的收入,向公眾的實際收費,只有1.45萬日元/噸(900多元人民幣)。

在國際貿易的視野中,中國通過強大的制造業體系和“洋垃圾”貿易,其實是在猛力“補貼”做垃圾分類的一眾發達國家。

這個世界,其實早就陷入了國與國的“垃圾戰爭”里,且在不停懲罰不肯做分類的人。垃圾貿易的18年里,發達國家一邊坐擁青山綠水,一邊享受著向中國輸出分類垃圾還賺錢的紅利。

2018年,中國開始禁止24種“洋垃圾”。而中國的分類垃圾,顯然比進口“洋垃圾”有價格優勢。但要是中國的垃圾分類推不下去,資源回收行業嗷嗷待哺,“洋垃圾”肯定會卷土重來。

從任何角度看,中國的垃圾分類都不能再拖了。

實際上,推動分類垃圾就兩大核心:一是分類會更環保,不分類將有環境大災難;二是分類將更好實現資源利用。否則,不做分類卻去買洋垃圾,不但浪費巨大,還將加速中國的環保困境。

參考資料:

1.《日本人的愛干凈習慣竟是從一場“戰爭”中得來》大象公會

2.《日本二噁英減排控制的歷程、經驗與啟示》《環境污染與防治》2006年第11期,蔡震霄、黃俊、張清余

3.《“垃圾偷倒太湖”的背后困境:特大城市被“垃圾圍城”》新京報

4.《中央環保督察組揭上海垃圾跨省傾倒根源》中國青年報

5.《空氣質量標準應納入二惡英》《世界環境》2012年第1期,毛達

6.《廢物星球:從中國到世界的天價垃圾貿易之旅》亞當明特(美)

文章轉載自華商韜略(ID:hstl8888),禁止私自轉載,如需轉載,請聯系華商韜略授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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